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，激励青年学生学习英雄、争做英雄，夏令营曾于2014年邀请了铁骨铮铮的军人——“铁血营长”臧雷为同学们讲述老山战役的那段峥嵘岁月。为纪念伟大的八一建军节，特转载此文，重温英雄本色，学习英雄精神。本文根据臧雷营长当时的讲课稿整理而成。
臧雷简介
臧雷，重庆市人，1971年入伍，参加边疆保卫战七年余，执行各种作战任务60余次，12次死里逃生，两次负重伤，为三级伤残军人，至今身体里还留有弹片。
1979年，臧雷负重伤后下半身瘫痪，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伤残，回到部队，参加敌后侦察作战一年。
1984年又担任收复老山战斗主攻营营长，率领部队一举攻克老山主峰，被誉为“铁血营长”。
臧雷曾以全优成绩毕业于军事院校，毕业后在总参谋部某高等军事院校任教，是全军优秀教官。
臧雷是解放军著名英模，多次立功受奖，并获得多种荣誉称号，曾多次受到党、军队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，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团9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，胡锦涛同志对臧雷说：“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，希望你做出更大的成绩。”习总书记对臧雷说：“向你学习，向你致敬!”
臧雷因伤残退休后，于2010年在北京成立了理解万岁公司，并发起了“理解万岁行动”，为在边疆保卫战中牺牲和负伤致残的战友的困难家庭排忧解难。
正文内容
第二年，野战军到生产部队划拉人才，我很幸运地被划拉上了。当时我都有点不相信。因为这个时候，整个政治气候有了改观，我父亲本来就是八路，他怎么会是坏分子呢?我这个兵，当的真是太不容易了。
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进行设施建设
到了部队以后，我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，努力工作，拼命训练。当兵的第一个星期，我就被任命为副班长。我感到责任重大，更加努力了。我记得当时很艰苦，部队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夯营房的围墙。云南滇中的冬天是很寒冷、很干燥的，每天早上起来，水塘里都覆盖了一层薄冰。营房的围墙打的是土坯墙，在两个夹板中间夯泥，泥夯实了就把夹板打开，在顶上盖瓦；然后把稻草切碎，和在稀泥里拌匀，在墙体上抹平，我们的围墙就建好了。我的工作是和泥，和泥没有工具，两条腿就是工具。我把棉裤卷到膝盖以上，再弄个塘子，把水、泥、切碎的稻草放到塘子里踩，再用手把和好的泥捧到桶里，由技术好的老战士往墙上抹。我的脚比较干，不出汗，容易干裂，记得当时我的两个脚后跟一共裂了二十二道口子，有的口子还流着血。下工回来，口子里面已是塞满了泥。当时没有热水，就用冷水洗脚，用手把脚上裂开的口子掰开，拿自己的牙刷蘸着水把里面的泥沙刷出来，刷的过程很痛。刷完以后，把蚌壳油弄在里面，再用针线把宽一点的、老皮子多一点的口子缝起来，然后用胶布贴好，穿上袜子，嘿呀，好舒服。但是，第二天上午到现场还得脱鞋脱袜子，接着踩，继续干。就这样持续了三个月。我觉得这三个月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考验。但也就是在这三个月中，我父母的单位来了一封信，信中说我的父母有问题，是坏分子，质问部队为什么不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反而把我弄到部队去了，要求部队把我退兵。这件事引起了我们部队的政治部主任的注意，他带了一个科长、两个干事来到我的连队了解我的表现。结果我的连长指导员把我一阵好夸，说我是我们连队这一年最好的兵，如何如何，总之说了一大堆好话。他问首长什么事啊？这个政治部主任是一位老革命，他站在那里沉思良久，说了一句话：“这个孩子的父母有天大的问题，但是这个孩子没有问题，让他干满服役期再说。”我获救了，这个政治部主任的睿智，以及对当时政策的正确执行挽救了我。就像一叶诺亚方舟，载着我躲过致命的洪水，驶向远方。当时战士的服役期是两年，可是我一干就是三十多年，我感谢我的这位老主任。
战士们在夯土
我酷爱这支传奇式的人民军队，我认真地学习宪法赋予我军的任务和宗旨，学习我军的光荣传统和历史，了解我军的光辉战史，在部队里不断地成长、进步。但是我对我的工作岗位不满意，我是被分配在文工团工作的。在文工团当然也挺好，给战士们鼓舞，甚至给部队进行文化辅导，给部队修收音机、修手表，这都是我们文工团的事。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战斗兵，我的理想就是一个战斗兵。怎么办呢？首先我得服从命令，服从工作分配。既然安排在文工团工作，我就好好工作，甚至要做得非常出色。但是我的志向是到战斗连队去，我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学习，学习我能够得到的一切军事书籍和教材，特别是教材。从单兵、组、班的各种教材，一直到师团的所有军事教材，我都去读，并且做了大量的笔记。脑子里成天想的都是战略战术。所以，当时文工团二十来岁的男女战士谈对象，我不懂得这些，脑子里总是装着军事方面的东西，有时候给人当了电灯泡都不知道。于是有的老战士送给我一个外号叫“童子鸡”。“童子鸡”就是不会谈恋爱的小公鸡。琢磨战略战术很有意思，大量的时间用来学习，使我受益匪浅。
我记得那个时候，上级要求宣传队的战士必须取得优秀的科目成绩才能在宣传队工作。因为要演好兵，首先必须当好一个兵，就像我们现在说：学士、硕士、博士，首先是一个战士，一个理。那时宣传队每个班只有一支枪，这支枪好多人不愿意扛，啊呀，这就便宜我了，我就最喜欢扛。这支枪在我肩上像是生了根似的，千里野营拉练，它就扛在我的肩上。是背着枪更容易做当一个真正战斗兵的梦么？是的。
说到野营拉练，我记得是沿着当年红一方面军在云南的长征路线走一个来回，两个多月的时间，真的很艰苦啊。滇东北寒冷的冬天，冷的人连口水都是冰凉的。第一天我们走了 60 公里，来到一个山沟里露营，不准进村。露营必须放警戒站岗，那天我是第一班岗。我就在想，毛主席要求自己野蛮其体魄，这个时候我应该练练我的体魄了。一个晚上有八班岗，我要一个人把它都站了，第二天我还要继续走，我看我的身体到底行不行。当时我的负重大约四十五公斤，走了一整天，站上一夜的岗，想第二天接着再走几十公里，考验考验自己。结果第二天我受到排长的批评，他说，你这样搞，把体力搞没了，敌人来了你没法应付。我觉得排长说得很对，但我觉得我做的也对，我也是为了磨练自己吃大苦、耐大劳的军人体魄。
野营拉练
文工队的军事训练比战斗连队少很多，大概不到三分之一。每次训练我们都非常认真，尤其是刺杀，我每一枪刺出去都特别有力，喊杀声音特别大。是想震动路过的师首长的耳朵，引起他们的注意么？是的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
后来，宣传队派出两个班，由我带领着去教导队搞军事集训，我带的这两个班，把射击、队列、战术等军事比赛的五面红旗全都给夺回来了，气得咱们主力团的副参谋长跳脚，狠狠地批判步兵团，说他们还不如宣传队。
尽管在文工团，但我总想当一个战斗兵，比武夺红旗也是想在师长面前露一手。终于，我在文工队干了六年，然后如愿以偿地调到了战斗连队，并且成为了一名战斗连队的排长。啊呀，我觉得真是太幸福了！我就带着我的排，风里、雨里、泥里、水里、太阳底下、冰天雪地里搞训练，研究战法，学战例，从冷兵器时代一直到现代战争，一直到40 年代苏军德军的宽正面、大纵深、高速、立体、闪击、垂直封锁、垂直穿插，统统都学。全排的军事素质不断提高，成为了师和团的尖子排、示范排，而且军区的示范班也在我这个排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带着这个排，到军区去给全军区的团以上军事主官做表演，科目是步坦协同和陆空合练。当时配合我们的有一个中队的强击机、一个中队的歼击机，我记得是强-5 和歼-6，然后有一个排的T-59轻型坦克。我们完成得很漂亮。当时我们军区的司令员王必成同志把我拉过去，拍着我的肩膀高声对在场的首长和同志们说：“这是我们军区第一流的步兵排长!”啊哟，我听着心里那叫一个舒服。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，司令员问我：“小排长，有什么困难啊? ”这个时候，我就不由自主看了看我们营长，他就使劲给我使眼色，叫我不要乱说话。这个时候我就想，不行啊，咱们是当兵的，要实事求是啊。我就说：“报告司令员，军装都磨破了，现在我们不好意思上街，我们每一件军装都补疤。穿补疤军服上街，丢部队的人。”因为我们团是全训团，特别苦，那个65式布军装，一个卧倒就磨破了，那个时候步兵团多数的官兵衣服都补疤。
文工团演出
司令员说：“好办好办，那个军区后勤的谁，完了以后去仓库，给他们每人发一套新军装。”这个时候，我的营长松了口气，好在我没有乱说，只是要了一套衣服而已。结果，那个后勤助理员的态度不是很好，他觉得，你这小排长啊，我们昆明军区可是全军的节约标兵啊，你这一下子就要领走那么多套新军装啊！那时我们陆军是每人每年两套单衣，我们军区却是每人两年三套，那就是说两年的衣服给扣了一套。结果后来调查原因，是由于他们保管不好，有十几万套军装霉烂在库房里，最后受到总部的通报批评。这个是后来的事了。
记得当时我们到了那个被服仓库，列队站好领军装，过来一个战士，我就说：“这个二号，这个三号，这个小个子五号，这个大个子一号。”都领完了之后，我就对助理员说：“我二号。”结果他说：“司令员说给这个班发军装，没说给你这个排长发。”我没捞着，但我也挺高兴的，不给就不给呗，大家有了就可以啦。我乐滋滋地带着这个班回去了，全团好羡慕我们哟!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得到了战斗预先号令。1978年的冬天，局势紧张。解放军报、人民日报、我们军区的国防战士报每天都有消息，中国政府的警告，小越南在我们边境上开枪开炮，打死打伤300多边民和战士，驱赶我数十万的华侨，将他们的财产搜刮一光，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，拖儿带女、哭天抢地地回来。广西壮族自治区、云南省紧急动员划拨土地，建立华侨农场，安顿侨胞。这让我们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经济，更加窘迫、紧张。最重要的是祖国的领土被蚕食，小小越南，竟然如此疯狂。大家可能疑惑的是，我们和越南是怎么打起来的呢？这是我另外一个演讲的内容，要讲四个小时。在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下，为什么会打起来？不打行不行？结论是不打不行。不是我们愿意打，是被逼着打，必须打，必须打胜，打赢了改革开放才能成功，否则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成功。必须打这一仗，这是奠定改革开放的一仗。关于这个话题今天就不多说了。总之这是正义之战，是反侵略战争。
对越自卫反击战
我们部队全上战场了。当时我是我们团英雄八连的突击排排长，多好的机会啊，用我祖辈和父辈的方式一一战斗来保卫祖国，保卫老百姓，这太好啦！但是我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。就在发起总攻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带着两名战士执行任务。夜间回来的路上，天很黑，左边400米是敌人的阵地，我在前面探路，由于过度疲劳，负重太大，我摔进了悬崖。30米，大约八层楼那么高，我当时摔下去就昏迷了。副指导员带着战友们找到我的时候，我在河边躺着，要不是一棵树将我拦腰挡在那儿，我就淹在水里了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睡得最长的一觉，六天六夜。醒过来后，我发现自己左侧身体已经瘫痪了，直到现在都还有瘫痪症状。当时诊断我的伤情：颅骨三处骨折，腰部两处骨折，重度脑挫裂伤伴肢体偏瘫、面瘫。肌肉迅速萎缩，一个星期之内，一百五十多斤的体重就下降到了一百零八斤，胳膊、腿都成了皮包骨头。你们见过瘫痪的人没有？就是一个骨头架子，上面一张皮，皮肤是冰凉的。我摸着我的手，想着自己过去练武术、舞蹈、游泳，游长江、游大海，现在不能动了。再看看腿，千里野营拉练，沿红军在云南长征路线走一个来回，全连就我和连长的脚从来不打泡，多棒的脚啊，现在瘫痪了。用一个词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是最恰当不过了，那就是一落千丈。最让人痛苦的是这时候还有人说风凉话：“呵，突击排长啊，总攻之前，这一突击就突击到后方医院去了。”这对一个战士来说，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但这也怨不得别人说，是事实嘛。当时我觉得一切都完了，我已经是一个多余的生命了。
说实话，那时候真想结束这一切。战友们给我写信，首长给我写信，鼓励我，大家来医院看望我，给我打气。后来，我这个不想活的想法，被我的连长知道了，连长就匆忙赶到医院来了。这个时候我已经住院几个月了，我负伤以后出现严重的脑水肿，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看不见东西，不会说话、不会写字。连续三个月的时间，不认识人，也不记得事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受伤的。三个月后，我才慢慢地知道什么瘫痪啊、萎缩啊，又有了不想活了的想法。连长大概是在我住院五个月的时候来的，给我做了思想工作。他做思想工作的内容，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：“一排长，听说你想死，好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们一连从成立至今死了不少人，现在他们都在毛主席那儿、在朱总司令那儿，在老班长、老排长、老连长、老团长、老营长、老师长、老军长那儿。他们都死了，他们都在那儿，你也可以去，可他们在那里是座上宾，你去了算个啥？你狗屁不是！”说完，连长就走了。我觉得连长说得很对，牺牲的前辈们是英雄，他们在毛主席那儿肯定是座上宾，我去了确实狗屁不是。其实那时候我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，我已经瘫痪了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到前线视察的解放军301医院的专家组来到了我们医院，其中有一位脑外科专家，白胡子白头发。他们是专门来协助诊治重伤员的，而我是我们医院当时最严重的伤员之一。会诊了大概40分钟之后，老医生杵着我的床头，对周围人说：“如果这个小伙子有毅力的话，还有可能站起来。”
解放军301医院
如果说连长的话是给我铸魂，那这位专家的话就给了我一个科学的论断，我一定要去争取那个“可能”。当时，按主任的话讲，我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可能性站起来，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我就这样瘫了。因为在世界范围内记载的像我这样的病案，都很难恢复。中枢神经的损伤、运动中枢神经的损伤，恢复得非常慢，几乎不可能完全恢复。
好，既然如此，咱就拼了，咱不是还活着么，咱不是解放军么，咱还是个排长，是个党员。可是那个时候我连坐都坐不稳，那就从练坐开始。坐得稳了就练蹲，蹲得住了就练站，站得直了就练走。练走非常困难。最开始走是两个护士架着我向前走，一个小时下来，病号服、衬衣以及两个护士的军装全部湿透了，而我只向前挪动了八米。我从躺平车到轮椅，从拄双拐杖到拄单拐杖，从拄一根棍子到用绷带拴住左脚板，走一步提一下，最后一瘸一拐地走，我练了3 年。从一个小时只挪动八米开始，最终走向了战场，走向了胜利，走向了自己生命的支撑点，制高点。
由于一门子心思在锻炼上，我常常违反院规，比如不遵守作息制度，不断受伤，不注意个人卫生等等。医院后面有块坟地，我就天天在那个坟地里摸爬滚打。利用那个坟包的左侧和右侧练习出“枪”射击，拿土坷垃当手榴弹扔，练习身体的灵活度，复习单兵战术动作。那时我的病号服是最脏的，护士说：“你这个43床，刚刚换的病号服就又脏了，成天就像个泥猴。”由于过度训练而受伤，我的拐杖也被医生没收过。其实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，如果我恢复过来了，我一定要参加一次总攻，挽回我军人的荣誉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还经历了脑外伤后遗症——癫病的折磨。癫病就是动不动就昏倒在地、口吐白沫、身体抽搐等。几年以后终于治好了。住院期间，因为练走路摔了多少跤，昏迷了多少次，已经记不清了，腿上身上磕了多少个疤，也数不清了，能数清的是小腿上的四十二个疤，这是在上楼梯的时候磕的，常常是老疤还没好就又被磕开了，旧伤痕上又添新伤痕。
我认为一个军人的荣誉是由两部分组成的。第一部分是基础的荣誉，什么是基础的荣誉？就是我穿上军装，成为一名解放军，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荣誉，这个荣誉是至高无上的，绝不能玷污。第二部分是我们在部队建功立业，和同志们一起去创造战绩、业绩，这叫做“发扬革命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”。但是我却把最基础的荣誉给弄丢了，我没有履行好宪法赋予我的职责。我的部队在打仗，我的战友在牺牲流血，而我却躺在病床上，这是不可以的。
争取更大光荣
为了实现早日出院归队上前方的愿望，除了拼命练以外，还要积极配合治疗。我记得有一种治疗是扎头针，整个脑袋上要扎二十六根银针，最长的在10公分以上。扎上以后要留针40分钟，每10分钟要捻一次针，很疼，很难受，针一扎上去的时候就要流哈喇子。我每天的治疗都很痛苦。有一种治疗叫做颈总动脉封闭，就是把一根十公分长的针头扎入颈总动脉，往脑子里面推药，那个药一推进脑子的时候，就感觉到凉，然后眼前一黑就昏过去，治疗一次昏迷一次，那个治疗非常残酷，整整搞了半年。住院期间，我总觉得医生没有让我把药吃够，这种想法好像有点傻，这大概跟上学少、文化水平低有关系吧。于是我就开始侦查那个药在哪里，终于发现一个配药房。护士每天都从那里把药配了，然后推个小车到各个病房给大家吃药。噢，原来我的药在那里。有个星期六，我偷偷溜进去取药。发现有很多药，但是有些药我不好拿，比如说水剂的和粉剂的就不好拿。那就拿一些片剂吧，每样都拿一些，放在兜里溜回来了。我把药分成两包，开始吃，吃了以后，浑身冒冷汗、抽搐，脸发白、呕吐——出问题了。后来医生来救我，问我：“你怎么了!”我不说。为什么不说？丢人呗!不过今天我可以说。我住的那个科叫外三科，外一科是骨科，外二科是胸腹外科，我们外三科是综合外科。外三科是三个科在一块儿，一是脑外科；二是泌尿外科，像肾结石、尿路结石等等；三是妇产科。这三个科的病人的药都在这里面配，所以我就不清楚我到底吃了什么药。这虽然是一个笑话，但是可以反映出我当时的那种心情。当时非常渴望自己是一个健康人。我们的战士立正站在那里，我觉得很雄壮，很羡慕。当时为什么羡慕呢？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了。所以当我能站立的时候，就经常跑到医院的大路上站在那儿，这个时候我的左臂还是因瘫痪而吊着，我就从后面把这只手背起来，把脚慢慢岔开站好，一站好半天，表示我是一个完好的人，是一个健康的人。这种渴望康复、渴望回到部队、渴望再次走向战场的心态，这种心情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。
脑部负伤大大地影响了记忆力。为了恢复记忆力，我开始学习数理化、英语、中文。我手写的英语单词本儿，有很厚的一大摞子，写了忘，忘了写。我的动眼神经、迷走神经、书写中枢、运动性语言中枢都受损，尤其是运动中枢，所以用学习的方式来促进恢复是必要的，但也是艰苦的，不过效果还是很好的。
当我住院10个月的时候，有一天我的主治医生找我，说：“臧雷，组织上关心你们这批负伤的战士。给你评残了，你被评为一等伤残军人。”当时，我的头就懵了，我误认为他们不给我治了。我拄着拐冲过去，一把抢过伤残证就扔出了窗外。我说：“我不要残废证！你们必须给我治，必须给我治好，我要回部队！”医生知道我这个狗脾气，脑外伤的脾气躁，又怕刺激我，就没跟我争执。出去把那个本子捡回来，直到我出院的时候才给我。我住了十八个月的医院。是吵着闹着出的院，否则还不让出。我记得出院的时候，科里的书记和主任找我到办公室谈话，表情严肃地说：“臧雷同志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。”我说：“不说这个，我关心什么时候出院。”他们说：“这周出院，但是有些话我们必须跟你谈清楚。”我说：“那好。”他说：“你这个伤比较重，治疗又都是损伤性治疗，所以你出院以后，必须注意以下事项。第一，不要过于激动，不要过于激动的意思就是不要过于高兴，也不要过于难过，更不要发火。” 我说好。“第二，必须满足儿童睡眠标准，每天必须睡够10到12小时。”我说好。他又说：“根据你的治疗，你一定要有个思想准备。你的寿命可能比其他同志要短，大约在45岁左右。”我说好。同学们，我今年60岁啦!
终于出院了，我一看，左邻右舍、上上下下全都是首长了，我仍然是排长；我的战士已经是排长连长了，我仍然是排长；我的连长营长已经是参谋长了，我仍然是排长。我记得一回到团队，团里马上找我谈话，说：“臧雷同志，你终于出院了。团队欢迎你，战友们欢迎你。你战胜了伤残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这个本来是好不了的，你居然回来了。现在我们要照顾你，给你分配一个很好的工作。到政治处，去宣传股，当干事，主管全团的计划生育……”这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啊呀，我说我不当弼马温。我就开始闹，后来就没有让我当弼马温，给我安慰性地下了一个副连长的任命。我不管那么多，我就天天带着连队上训练场，在训练部队的过程中，自己也进一步恢复伤残的肢体。
军中的“保尔·柯察金”
1981年秋，师里又要组织侦察大队了。我记得上一次组织侦察大队是1980年，那时候我还在医院里。为了参加侦察队，我在四个早晨的时间里省下了四个馒头，装了一壶水，又在书包里放了两块砖，杵着一根棍，走了25公里路去请战。在平时，25公里也就是四个小时的路程，那一次我走了9个多小时。我的老连长当时是侦察大队的大队长，我向他请求参加侦察队。他说：“好，可以。抬腿。”抬不起来。“抬胳膊。”抬不起来。“回去！继续治疗。”没办法，就权当这是一次锻炼了。临走时，老连长要派车送我回去。我说：“我不要！”他说：“为啥不要？必须坐车。”我说：“必须不要！”就是不坐。他也知道他带的兵就那样，不坐就不坐呗。于是我又花了十三个小时走回医院，瘫痪的左腿走不动了，我就拖着走，最后我左脚大拇指内侧都拖烂了。我在医院失踪了两天，本来是要被通报的，但当他们得知我两天走了五十多公里路，我的主治军医抱着我高兴得哭了。他认为在他治疗过的同类病案中，我是个奇迹。
现在又要组织侦察队了，这个机会我可再也不能放过了。那天中午，我知道团党委在开会确定侦察队的干部。侦察队是专门到老山前线进行敌后侦察作战的，要把对面敌人的情况全部摸清楚，为未来拔除这个据点，解放老山地区做准备，意义非常重大。当时，我打了饭来不及吃，也吃不下去，端着饭就在团党委门口坐着。报告早就递了无数次了，今天我志在必得，必须要定我。我找首长谈话，一个首长一个首长逐个地谈，找团长谈了找政委谈，找副团长谈了找副政委谈，找参谋长谈了找主任谈，找主任谈了找后勤部长谈，全部都谈，不厌其烦。其实有些首长我是不喜欢的，但是不喜欢也不行，他有一票啊。我就坐在团党委会议室门外，首长们都没有吃饭，会议开到一点半。“哗”门开了，首长们出来了。首先出来的是团长和政委，团长背着个手，看见我，把头一低就走了。我心想，坏了。政委笑眯眯地走上来：“参谋长跟你说，啊。”参谋长是谁呢？就是给我做工作的那个连长，现在是团参谋长。参谋长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：“批准了。”我高喊：“乌拉！”把我的饭盆往天上一抛，结果这个饭盆就落到房顶上了。后来，营房股长对我说：“臧雷，你那碗饭还在屋顶上呢。你给弄下来啊，你不要破坏我们营房管理。”
不久，我就和其他干部一起带着侦察连上去了。在一年时间的侦察作战里，我们闯敌后、破雷阵、抓俘虏、打伏击，令敌人闻风丧胆。我们把整个老山地区的地形地貌、敌情我情、民情社情、植被水系、道路桥梁全部调查得一清二楚，并给上级呈报了五大份关于战区的情报资料。其中三份是图，两份是文字，非常详实，为以后老山的拔点作战、老山地区的解放和长期的坚守防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我们侦察大队包含四个连队，来自三个团级单位和一个师级单位。同敌人战斗了一年，其他连队都有死伤，只有我们这个连队无一伤亡，胜利完成任务。大家一定看过《亮剑》这部电视连续剧，剧中的独立团的很多剧情实际上取材于我们这个团。简单地说，我们这个团就是《亮剑》中的独立团的前身。我们侦察连在战斗中仍然保持着《亮剑》的传统，那就是不按常规出牌。摸清敌情，掌握规律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所以屡屡得手。不按常规出牌，这是我们团的官兵非常熟悉的一句话。
当我们侦察队完成任务回到团队的时候，我已经是我们团打仗最多的干部了。心里真舒坦，我找回军人的荣誉了，我配穿这身军装了。团里要给我记功，我说：“不要！我这是补课，你不要认为我立了什么功，我是补79年的课。”后来首长们觉得我挺好，觉悟高，就不给我记功了。我用伤残的手给立功的同志赶做大红花，即使不记功我心里也非常高兴、踏实。因为我完成了我身为军人的使命，找回了军人的荣誉。
当侦察兵的英姿
但是很遗憾这个时候我已经被宣布退休了。一等伤残啊，你还待在军队干啥？当时本来要把我送往荣军院，但是我们家乡附近没有，要去另外一个地区，但另外一个地区不接收，说我的家属不在这儿，你要他怎么弄啊。然后部队和地方扯皮扯了两三年。利用这两三年的时间，我的伤残得到了大大的恢复。但是我毕竟还是个残疾军人啊，每年军区还要慰问我。我记得1983年的春节，军区一个戴眼镜的干事，他长得非常秀气，提了一大网兜的水果和糕点，大老远的就喊：“老臧，老臧，这是军区今年慰问退休干部的，我给你搁篮球架底下。”我这个时候正在指挥部队进行刺杀训练。休息的时候，我指着那堆慰问品对战士们说：“彻底消灭之！”就没了。
恢复身体，回到主力部队，参加作战，找回我军人的荣誉，继续我的职责，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。可是无意之中，我却被列为了团、师、军的模范共产党员，说我是不向命运低头、战胜伤残，坚决履行军事义务的模范共产党员，还把事迹报到军区去了。正好军区的政委下来考察，就把我叫过去，他当面儿考察，很严肃的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什么文化程度？你哪年入伍？……”一个星期以后，下来了一个命令，是撤销关于我退休的1980政干字第46号命令，同时命令将臧雷同志纳入编制待分配。在第二个星期，又来了一个命令，着令臧雷同志为某某某团司令部军务装备股股长，我升官了。当时，这个股的专业工作在全师排倒数第一。于是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，把它变成了全师正数第一名。六个月刚过，新的命令又来了，任命我为营长。这一年，我从副连到正营，连升了三级——正连、副营、正营，但我一点感觉也没有。我一直在马不停蹄地干活、工作，往前蹦，实现我所想要的那个东西，但绝不是为了坐那一把交椅。一上任营长，我马上就开始整顿这个营，因为我发现这个营的炮兵、重机枪、高射机枪和无线电通信是薄弱环节，打起仗来可就不好使了，是一定要吃家伙的，得赶快捣鼓，把这个部队的教育训练抓上去。刚刚捣鼓得八九不离十，机会就来了——上级下达了老山作战的命令。
老山是我熟悉的战区，这个地方易守难攻，非常难打。所有营都要求打主攻，我要争取这个机会。如果说一年的侦察实战对我是一次实战准备，那么老山之战才是一个真正的检验，我已经意识到这一战是很残酷的。你要检验自己，你的才学、胆识如何，能力、素质如何。不光是你个人，还有你所指挥的部队，你的组织协调能力等等。我有这个把握，我强烈地要求担当主攻任务，最后得到了上级的信任。所有人都知道主攻就是要强行撕开、强行突破、强行夺占敌人防御最强的地方，惨烈、艰险和重大伤亡是可以想象的。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，通过人的努力是可以取得胜利的，甚至可以创造奇迹。我觉得我没有头脑发热，我为这一刻已经准备了十多年。我有这个金刚钻，我敢揽这个瓷器活，而且我必须要揽这个瓷器活。“决战用我，用我必胜。首战用我，用我必胜。”收复老山、解放老山地区，还老百姓一个和平安宁的日子，这是全营全团官兵的决心。当年我们侦察作战是为了搞情报、保卫春耕、保卫秋收，这一次是彻底解放这个地方。打主攻，完成最艰巨的任务，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传统，也是一种性格。
边疆保卫战中，臧雷在前线指挥战斗
经过五年的营造，老山上的敌人已经把这个地方搞成了钢筋混凝土的永备性阵地。敌人们居高临下，有交叉全方位的观察系统；有远近结合、明暗结合、侧射、斜射、倒打的绵密的火力网；有防步兵壕、防步兵绝壁、陷阱、多种铁丝网等副防御措施；还有高密度、大纵深、宽正面的多诡计装置的混合地雷场。早在侦察作战时期，我就把这个地区的总体情况归纳为“六大、六多、四少”。六大就是山大、坡度大、高差大、温差大、湿度大、雾大。六大之中，哪一大都对作战很不利，譬如山大，开门见山，开窗户见山，出门爬山，训练上山，训练下山，买东西下山，买完东西上山，我们永远都是和山打交道，所以我现在的网名就叫大山。我记得 85 年我到北京去做报告，北京共青团给我们安排了一个节目——爬假山。哎哟，我说真山爬了太多，假山就不爬了。山很大，人员负重又大，你跟不上就是跟不上，有天大的决心也没用。坡度大，老山最小坡度是40度，最大坡度是120度。高差大，老山主峰海拔1400多米，同一地区海拔最低点164米，垂直高差1300米。我们的战士不是直升飞机，不可能“呜呜”地上去占领主峰，我们是要打上去的，这个攻击路线是很长的。湿度大，温差大，白天海拔最低点的最高温度达到了42摄氏度，热得不行。晚上海拔最高点只有1摄氏度。站岗的战士穿着大衣，拿着枪在那儿坐着，清鼻涕“滴答”“滴答”往下滴，结果鼻子上的鼻涕和地面连起来了，他都舍不得抬胳膊去擦一下，因为一抬胳膊，连胳肢窝底下这点儿热气也没有了，所以就这样让它连着。六多就是植被多、雨多、山脚下河溪多、病多、毒虫子多、少数民族多。和少数民族语言不通；毒虫子多，各种蝎子、蜈蚣和毒蛇。我们4月2日开始炮击老山，初步统计和推算，约有两万条蛇搬家。蚊子很大，各种疾病滋生。我记得我们潜伏的时候，“吇……”三只蚊子趴在我手背上，成品字形战斗队列。它们的毒针扎进我的手背，开始吸劳动人民的鲜血。我“啪”的打死了一个，另两个居然不飞？这么大的震动，它都不飞，我就给它们取个名字，叫“奋不顾身”。那我就干脆“啪”，让它们全部英勇牺牲算了。植被多，很厚密，竹林最大的间距是20公分，怎么通过？要砍掉一些植被。我们冲锋的时候，不是“同志们，冲啊”，而是举着砍刀。雾大也是很令人恼火的，别人说伦敦是雾都，重庆是雾城，我觉得老山是雾山。一年365天，平均年雾日是200天，这个比率是很高的。四少是道路少、桥梁少、人烟少、山顶水少。1175.4高地，也就是“八十年代的上甘岭”的海拔标高点，它还有个名字叫“三碗水高地”。这个高地的洞里有个地方滴水，“滴答滴答”，每天能滴三碗。其他高地一般都没有水，就这个高地一天能滴三碗水。山脚河沟多，山头没水，保障困难，部队行动困难，观察通信困难，联络困难，协调困难，运动困难，攻击困难，射击困难。总之，易守难攻。那么我们就根据对手和现实情况，进行了一系列针对性的训练。首先是体能训练，体能训练非常重要。即使你有天大的决心，有再好的想法，有绝佳的战术配套，有多神的枪法，你爬都爬不上去，你打谁啊？所以在老山地区作战，体能最重要。我们战前是按照一张日程表来训练体能的。早上6点钟起床，起床的样式有很多，现在的样式是“三个半分钟”，睁开眼发呆半分钟，眼球东张西望半分钟，坐在床沿不动，两个脚慢慢摇半分钟，然后下地，这样你不会得脑淤血。我们那会儿不是这个样式，我们是一声令下，一个鲤鱼打挺，按照紧急集合的方式来起床。紧急集合要按照八个字来做，“迅速、静肃、准确、完整”。你必须在听到集合号后，在一到三分钟的时间里，用 22 条不同规格的绳子和带子，把你的武器弹药、被装装备，全部按照条令的要求，有条不紊地绑缚在身上，人走室空，片纸不留，随时可以投入战斗。我们有一位战士的动作是最快的，他在冬天穿着衬裤、衬衣睡觉，听到号令后，起来穿好衣裤，打好背包，只花了55 秒。紧急集合后，开始越野。最初是三公里，之后是五公里、八公里、十公里、十五公里，极限是二十五公里。越野不是跑操场，必须要有上山、下乡、小路、过桥、田埂，这才叫越野。越野完了以后，回营整理内务。被子叠成豆腐块，55公分乘以50公分，一条线，挎包一条线，水壶一条线，腰带一条线，枪械一条线，鞋子一条线，什么都是一条线。人民解放军把所有的情感、理想、意志和品质，都熔铸在这直线加方块的简单几何图形当中，凝聚成战斗力，团结一心去打击敌人，保卫人民。这就是我们叠被子、搞内务的意义，训练的就是一种统一的思想。早在 50 年代，毛主席就为我们提出了“五统四性”的要求（“五统”，指统一指挥、统一制度、统编制、统一纪律和统一训练；“四性”，指组织性、计划性、准确性和纪律性）。
整理好内务后，开始刷牙，同样需要以很快的速度完成。刷牙的时候，全部人员必须深蹲马步，练习腿力和腰力。班长看着表针，三分钟以内完成，之后跑步去吃饭。开饭前，先唱一首歌，然后哗哗哗进饭堂，哗哗哗吃饭，哗哗哗出饭堂。上午是4个小时的训练，每隔1个小时转换一次训练场地和训练科目。转换场地的过程都是以跑步的方式完成的，训练了两个小时以后，可以休息15分钟。在这15分钟内，你可以蹲，可以跑，也可以训练，但不允许坐，更不允许趴下。结束上午的训练后，就去吃午饭。吃完午饭后，我们没有午休，而是马上到团采石场，每个人扛一块石头，这块石头的重量不少于40公斤。然后走三公里到团的靶场，把石头放好，用于将来靶场的重新翻修。搬完后，马上回来午休。下午同样是4个小时的训练，训练套路和上午一样，训练内容可能不一样。下午训练完之后，去吃晚饭。晚饭后，再去扛一次石头，之后才是课外活动时间。课外活动主要是洗衣服和写家信。再往下是夜间训练，夜间训练最迟不能超过22点30分，但是接下来要打大仗、打硬仗、打恶战、打血仗，所以很多部队都练到很晚。我们连营军官常常是到训练场上把部队赶回来睡觉，夜里还得按时轮班站岗。这就是我们普通一天的训练。
1983年的冬天，我们在进行战前训练的时候，突然遇上一次百年不遇的大雪。连昆明都下了大雪。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次训练机会。团党委决定，立即把全团部队带出去练一次。两千多人全副武装，带上背包和垫子。在雪地里不吃、不喝、不停，连续行军24小时。结果我们全团有22名战士扛不住昏倒了，除此之外部队全部到位。
老山地区沙盘模型
针对性的战前训练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战术配套和协同动作。为此，我们营堆制了大比例尺的沙盘，比团里的沙盘都大。这是我送给团长的礼物。团长就是当年到医院来看我的连长，现在已经是团长了。我说：“团长，吃完饭到我的营里来，我送你一个很好的礼物。”他说：“你小子，又神神秘秘搞什么鬼？”我们这个沙盘名叫“老山地区地形”，一看沙盘就知道你要干嘛。所以我们高度保密，门窗是拿纸糊起来的，钥匙在我手里，谁也不能进去。团长来了之后，放好警戒，进门后立即关门。把灯一打开，团长立马眼前一亮。团里的沙盘是1：5000的，而我们是1：2000的大比例尺沙盘。我们在沙盘上一直能演练到班，而团里的只能演练到连，这对后来的作战确实起了作用。
我们还找了一个和老山相仿的地形，全营出土十几万方，活生生地构筑了一个老山敌人的阵地。后来我们打上老山去的时候，发现敌人的那个盖沟有两个口，一个进口，一个出口，是相通的。而我们模拟敌人的盖沟是七个口，训练难度大大增加。七个口的盖沟不好打，两个口还不好打么？经过推演和连贯演习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们最后打赢了。当时越军吹嘘老山的防御体系，即使解放军出动一个军，打5年也别想打下来。我记得总参谋部给我下达的命令是十个小时拿下老山主峰群，允许我牺牲两百人（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太大了）。老山主峰是一个群，一共七个高地，以老山主峰和50号高地为最高点。有重要支撑点，有主要支撑点，有核心支撑点，构建起一个大的防御体系，我把它叫做老山主峰群。军区认为十小时不行，因为十小时之内，敌人完全有可能再增援两个团上来。老山本来就易守难攻，时间拖长了，等敌人增援上来，我们会吃不消的。于是军区决定，扣掉两小时，八小时打下老山主峰群，人员你可以牺牲二百人。但是我们实际打下来只花了五小时，牺牲三十四人。拿下老山以后，我清点了一下人数，有九百多人。我的军官一个都没有牺牲，而且他们全是端着冲锋枪冲在最前面的。但我失去了三十四个兄弟。对于敌人，弄死再多也不觉得多，但是对于我的兄弟，牺牲一个我都不愿意。我当时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，但是枪一响，就必然有人倒下去，不是你就是我，要么就是他。我们所有的参战官兵心里都非常清楚，要么走进凯旋门，要么走进纪念碑。但是我们都是坚定不移地往前走。
战后统计，我们这个营是牺牲最少的。敌人的阵亡数三倍于我，把整个攻坚战的伤亡比例倒过来了。我攻他防，正常伤亡比例是我亡三、他亡一，我胜。现在变成我亡一、他亡三，我胜。我们营缴获的战利品最多，消耗弹药最少，全团只有我们营抓了俘虏。我们以完整的建制和高昂的士气继续投入战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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