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
教育兴则国家兴，教育强则国家强。培养什么人、怎样培养人、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，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。古今中外，不少胸怀天下、乐教爱生的教育家们躬耕实践，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教育理论。走正道行远路夏令营开设教育家专题，定期推出教育家文章，和朋友们探讨教育话题，致力教育实践，为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而共同努力。
本文是徐特立先生在1942年1月25日发表的文章。
正文
所谓我们的学习，就是以我们为对象来研究学习，非泛言学习。
一、学习的态度——打破关门主义，提倡学术自由
华北书店出版中级刊物，该刊编者要我写一篇关于学习的文章。我认为我们向来只看自己的一套，成为学术上的关门主义。第二届边区参议会通过学术思想自由决议后，就有华北书店的刊物出版。我们在法律上给朋友们以出版自由，而我们的朋友也给我们在他们的刊物上写文章的自由。我们在学术方面从此添了一个生力军，突破了学术上的关门主义。今后我们应该互相学习，互相批评，只有学术上的真理，没有党派上的成见和辩护。我们党的领袖列宁的工作作风是采取美国的实际精神。他曾号召我们的党员读十八世纪反宗教的著作。马克思吸收过去历史上一切知识的遗产，且推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他的先生，虚心向朋友们学习，是共产党的优良的历史传统。但在我们关门主义的工作作风下，将要失掉这一传统。边区参议会通过学术思想自由案，正是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双方的光明前途，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光明前途。所以，该刊编者要我写关于学习的文章，而引起了我无限的历史上的感想。
昔日孔子择师，而说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”。这不是孔子故意谦虚，实际上一切人们都有他所长，也都有他所短，择善而从，则人尽师也。古人谓耕当问奴，织当问婢，无知的奴婢，却对于耕和织有他们的专长，而非有知识的奴隶主所能及。因此，谈到耕织问题，在古人可以说，奴婢我师也。唐朝文人韩愈，其文章的价值超过以前八代，但他以为择师不必择高于学生者，只择其专长，所以在他所写的《师说》上写着：“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。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”。真正有学问的人没有不虚心学习的，无分古今中外，任何阶级，任何党派，都一样要向他们学习。现在我们要向热心学习的同志提议，学习的第一等问题就是虚心，就是向朋友学习。应该知道我们虽然能把握着前进的政治，但对于技术、科学等各方面还落后于他人。对于文学，我们也只有少数的左翼作家，其他的作家还没有吸引到我们这里来。至于经济建设，我们也只有正确的经济政策，而缺乏专门技术人才和科学人才。所以我们除政治外，没有足以自夸的东西，虚心学习朋友的东西，应该是我们学习的基本态度。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治派别当然各有自己的立场，但互相学习，互相批评，携手共进，双方发挥其所长，更足以表现中华民族的伟大。
一般的说，青年总是前进的，而“顽固”二字上总是常常加上一个“老”字，这一句话是有科学意义的。因为年老的人们常被青年所尊敬，自己虽然虚心学习，而青年人对于老年人总不免有许多客气，他们到了老年人面前，许多好意见常不是直线形的供给老人，而是委委曲曲想说不说，这就把好的意见打了一个大的折扣。可以说，年高的人难于受益了。又年高的人，其地位常在人们之上，在他领导下的人们不免要保存他的威信，不独背着他不敢议论他的长短，即当面亦不敢露骨的直说，所以下级批评他的上级总是要打若干折扣。纵使上级虚心接受，下级也总有些不敢尽言。尤其是真正高明的上级，他的下级经常以自己的学识经验太不行，虽然对上级有意见，终以自己没有十分的把握而不敢言。因此，位高、学高和经验多的人们往往难有学问和知识的获益。明末时江西有个学者魏伯子说：天下唯四高人最难受益。所谓四高人，即年高、位高、学高、德高，所谓最难受益，即我在上面所说的那些。三国时曹操将北伐鸟桓，其部下向他进言说：“许昌是京城，距离襄阳刘表很近，我们的军队远去伐鸟桓，倘刘表乘虚入许昌，则大事去了。”曹操不听，竟北伐鸟桓，且胜利回师。曹操回师之时，大奖过去阻止他伐鸟桓的部下。因为曹操地位、学问、经验均为部下所尊敬，他的部下平时不敢向上级多言，当国家危急存亡之时，进一言又错了，以后将无人敢向曹操说话了，所以回师时大奖过去进言的人们。我们的党在抗战中所决定的一切政策，均为国人所拥护，威信在全国大大地提高了，除非敌视我们的人，谁都对我们的党和党员怀着敬意。我们的朋友过高的估计延安，势所不免。因而我们的某些干部也不觉自大。其实我们除政治及运动战外，差不多很少有可以自夸处。我们的政治干部有许多也是抗战前后才学习政治，并非真正深刻的了解马列主义，而对于科学技术干部，常存在着他们政治不行的心理，其实，自己对于马列主义也并不高明。目前我们应该改变狭隘的自夸的态度。党员应该向非党员学习，干部应该向群众学习，政治干部和技术干部应该互相学习。
二、怎样学习
怎样学习，是整个科学方法问题，虽然不必写一本厚书，也应该写一本小册子，前面所写的还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题目，我想还有几个题目值得提出来简单地说一下：
(一)学习要有时代性：因为历史上成功的学者都是为着改造或建设当时的新时代而立言的，一切学习都包含着无限的斗争精神。
(二)学习要抓住基本的知识：即不好高骛远，而忽略基本的东西。喜马拉雅山是世界著名的高山，因为它是建立在西藏高原上，是基盘广大的高原上的一个高峰；假如把喜马拉雅山建立在河海平原或江淮平原上，八千公尺的孤峰是难于存在的，犹如无源之水是易于枯竭的。
(三)学习要有方法和立场：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均有自己的独到处，唯杂家什么都有一点，而没有专长，等于抄书匠，无一成功者。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，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派，无一定的方法和立场，也就无一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学者。中国研究《说文》者，不下数十百家，而许氏的正统派还是二徐，刊本则终推孙星衍本。所以学习虽宜无书不读，但不是毫无方法、毫无立场的。
(四)学习要有事业和职业的目的及长期的计划：为学习而学习的学习和无计划乱抓的学习，都是不对的。为着学习才去工作，即借工作以帮助学习的了解，仍然是为学习而学习，这也是不对的。所以学习要有事业和职业的目的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应该为工作而学习，不是以工作来帮助学习，而是以学习来提高工作的能力，加强工作的效率。
(五)学习要有一定的中心对象，使一切学习围绕着它：象建军一样，要有基干部队作领导；象作战一样，其中心对象是守住中心据点，一切掠野是为着攻坚，是为着守这一据点。
(六)学习要抓住要领：中国的学者自古以来总是贪多而不找中心的一环。所以司马谈论周秦以来的六派学说，而指孔子一派为博学而不得要领，虽劳心劳力而无成功。
(七)学习要有批评的、革命的、实践的精神：对于古人的学术遗产及对于自己过去的著述，都要把它当历史看，而加以批评地重新审查。
以上七个问题，只作了简单的说明。庄子所谓“蝉翼之知”，我的知识也仅一“蝉翼”而已。我已将就木焉，替社会效力已晚了，但如有十年工夫没有他事来扰，或者还可以做点事情。如有机会再作进一步的分析。
